自宋元起，因丝绸织造而在中国富甲一方的苏浙地区，逐渐成为了中国丝绸之的孵化器，大量丝绸制品由江南起始，通过陆和海流向海外。从永乐年间开始，除了郑和下西洋的功绩之外，另一位明廷太监，女真人亦失哈也在郑和的同期，率大型舰队自松花江段顺流而下，多次巡游流域的奴儿干都司，一直到达入海口，奴儿干都司的治所特林，修建永宁寺并立永宁寺碑宣誓主权，与郑和开创了同样的。明清时期，出于女真及后来的清朝贵族对于东北亚地区珍贵毛皮等山珍的需求，毛皮与丝绸的贸易得到进一步扩大，北海道的原住民爱努人（或译阿伊努人）与库页岛和下游居住的赫哲、尼夫赫、鄂洛克等各个通古斯语系少数民族展开了山丹贸易（山丹，北海道爱努人对、库页岛下游沿岸少数民族的称呼，意为“邻人”。）来自中国的丝绸衣物从北海道的谷村（现稚内市）上陆，经北海道南部幕府控制的松前藩（现北海道松前郡松前町）流入本州岛的青森，再扩散至江户、京都等地。时光回到今夕，在我眼前，位于札幌的北海道博物馆中陈列的数件虾夷锦，与清代满洲贵族的传统服饰均无二致，它的真身正是通过山丹贸易而带到北海道的清代丝绸蟒袍。不仅仅是在北海道，从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开始，一直到入海口，当地民间的很多博物馆设施、团体和个人，仍然收藏着这些从中国东北一走来的“满洲古衣”。

京都的街头，历史与现实在此铺陈，总会让人无限遐想。每年京都街头的祇园祭，便是对这些历史遐想的最生动回放。

明代东北亚丝绸之驿站分布与线图。制图：中国国家地理

明清时期，通过东北亚丝绸之而传到日本北海道的丝织服饰，由于北海道当时被称为虾夷地，丝绸经由虾夷地转手进入日本本州，很多人不知其奥妙，以为这些丝衣是出自虾夷的锦绣，因此又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虾夷锦”，日本被中国精巧而大气的丝绸蟒袍、蟒褂所吸引，很快就从北海道流传到了本州腹地的江户、京都等地。将丝绸蟒袍改为僧侣的袈裟，在彼时的日本甚至成为了一种“风尚”。每年的七月间，在京都最盛大传统节日的祇园祭中，来自北海道的虾夷锦则成为了其中一辆山鉾“八幡山”的装饰，山鉾是日本传统的花车，以装饰华丽著称，人们簇拥着花车在街道上巡行，被称为“山鉾巡行”，祈愿病魔，健康长驻。在名为“八幡山”的花车背后，挂有一件蓝地云龙纹样的虾夷锦，作为花车的“见送部分”，被称为“云龙波涛图”。“八幡山”本身就是一件文物，据考证，这件“云龙波涛图”于1785年开始装饰在“八幡山”的车体上，通过北海道爱努人的贸易而来，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由于北海道的“虾夷锦”全部通过与东北亚的“山丹贸易”而来，“云龙波涛图”作为一件“虾夷锦”，是正的中国清代龙纹丝绸，辗转从流域，经过萨哈林岛（库页岛）一直到达了北海道，并通过在北海道南部设立贸易据点的幕府松前藩，来到了本州。

京都祇园祭中的山鉾“八幡山”。图片引自祇园祭八幡山官网

当年我在日本北海道留学的时候，曾经被北海道函馆当地一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北海道原住民服饰展品所深深震撼，丝绸的质地、四趾的蟒纹、马蹄形的袖口，这分明就是中国清代样式的蟒袍，怎么会出现在北海道呢？在博物馆的陈列说明里，我找到了答案。原来，这些被日本称为“山丹服”、“满洲古衣”或“虾夷锦”的丝绸蟒袍，是由明清时期北海道的原住民爱努人，通过贸易从中国东北得到的丝绸服饰。由此我开始翻阅资料与文献，得知了在西域的丝绸之、草原丝绸之和海上丝绸之以外，还有一条东北亚丝绸之的存在。从《三国志•魏志•夫余传》中的记载便可表明，早在汉魏时期，位于东北的夫余即与中原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往来。从唐朝连接长安与渤海国的渤海国朝贡道开始，到宋辽时期，北宋开封‘与辽之间的岁币贸易道，随着东北和中原的更迭，东北亚丝绸之的线也在发生着改变，但并未中断，到了明清两朝，东北亚丝开始颠峰时期，从江南的苏州、南京等地开始，经过贯穿如今辽、吉、黑三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北亚古道，以及松花江、水道，夏行舟船，冬爬犁，将中国的丝绸衣物运往沿岸各处的村屯，用以交换朝廷与贵族所需的貂皮、参茸、东珠等东北山货奇珍，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作为贡物呈给朝廷。

蟒纹袈裟风尚、京都祇园祭与虾夷锦